（2）法治原则不仅要防范行政权的滥用，而且还需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来维持法律秩序，借以保障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
例如，英国2013年公布《同性恋婚姻法》，申明同性婚姻是合法的[7]并赋予婚姻注册、宗教保护、职业年金计划和遗属抚恤金获得的合法性保护。行政机关通过行政程序确认给付受益主体是谁和受益程度，即福利权利条件资格的确认和给付额度标准的度量，必然牵扯到行政裁量权的运用。
行政监督，包括上级机关和官员对下级的监督、会计院的检查、行政诉愿。法治主义以自由主义为根基，其缺陷也日益明显。民生行政主要是把就业、教育、分配、社保、社会稳定等现实问题处理好。[15] 广义的警察权等同于行政权，是指与自然权利相对的、政府对城市或乡村的规制或治理，是政府基于保护目的而对个人施加的管制权（regulatory power）。[26]以行政规章创制为例，自尼克松以来，每位总统所建立的规制审查计划中，总统均扮演着监督行政规章制定的咨询和顾问角色。
以暴力和性为基础对电影分级。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都集中于司法审查或者其他法律学说，似乎它们才是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的决定性因素。就我国宪法而言，学术界通常将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约与监督原则、法治原则和单一制原则等，这些原则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是具有统一核心价值的整体。
反过来，原则与规则是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或外在化的结果，是保证抽象的指导思想得以贯彻和实现的必要的法律手段。因此，我们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法官任免上坚持法治原则，排除各种不当干预，使选出的法官符合法律要求。[xiv]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页。法官依法独立审判，不应当被简单地误读为法官可以不受约束以致于滥用其独立地位。
[xxi]参见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其中有谓：《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位阶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指导思想反映一国法治的基本理念，在这些理念支配下确立若干法律原则，再具体化为具体的法律规则，从而形成一套制度与程序。
质言之，下一阶段的司法改革，应当让法官获得更多的空间、更多的保障以及通过其专业知识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与其他国家机关不同，人民法院是专门处理法律问题的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维护宪法权威方面也具有特殊的职责，这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若发现法律、法规存在合宪性问题时，根据《立法法》第90条的规定，应当中止案件的审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或者解释宪法[iv]，还意味着人民法院应当在审判工作中体现宪法原则。[ii]这三项原则实际上确立了美国宪法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原理。在落实这些具体举措过程中必须遵循宪法原则与界限，妥当处理不同层面的宪法问题，高度重视审判工作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
根据合理配置审级的需要，宪法规定审判机关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构成，这些法院无论处于何种审级，均属于国家的审判机关。涉及陛下臣民的生命、继承、动产或不动产的诉讼并不是依自然理性来决断的，而是依人为理性和法律的判断来决断的。1982年宪法在继承1954年宪法传统与精神时，特别关注审判独立的规范表述问题。戴雪曾将法律主治的含义归纳为武断权力的不存在、普通法律与普通法院居优势和宪法的通则形成于普通法院的判决[xi]这三项。
换句话说，根据宪法原则与精神，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并非必须严格按照与行政区划相一致的方式来设置。具体而言，宪法原则的基本功能表现在：提供现代国家构成原理的基础，使国家权力的运行具有统一的基础，使宪法在统一的理念下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并提供解决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的指导原则与理论依据，是解决社会各种利益纠纷的准则。
宪法明确赋予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尤其是第126条后半句对于特定干涉情形的排除提示了审判独立有可能遭遇的挑战——考虑到文革对于司法制度的破坏与特定历史背景，这一规定具有特殊的意义。[xx]例如近30个法语国家均仿照法国1958年宪法设立最高司法委员会或类似委员会，对法官的选任、晋升、惩戒和职务保障等行使独立的职权，参见自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由此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在于，如何理解第126条所谓依照法律规定的含义，这是阐明宪法的审判独立条款的关键。也就是说，审者必判，判者必审。审判独立尚未获得配套性的体制与机制的必要支持，这也是造成近年来司法权威不彰、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不太满意的原因之一。（二）审判独立对宪法实施的作用 审判独立对于在具体案件中促进宪法的实施亦有积极作用。实际上，宪法文本用这样的方式彰显了其保障审判独立的信念。新中国所建立的人民司法制度也基本延续了司法独立的观念。
因此，在人的统一管理上不能突破宪法与《组织法》的规定，也不能简单以修改法律的思维来设计改革问题。换言之，宪法第123条——即审判机关条款——中所表述的国家的审判机关中的国家的一词，不是在中央•地方相对应的含义上使用的，而是强调人民法院的国家属性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决断，所有的审判机关都统一行使国家的审判权。
一言以蔽之，法院与法官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那种将宪法排除在宪法第126条所指的法律之外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各级人大选举并罢免法院院长、审判员和庭长是权力机关的职权，属于人民代表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宪法授权。
（3）司法公开（公开裁判文书等）。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我国当前一直困扰司法工作的审而不判、判而不审的现象恰恰说明，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配套制度还很缺乏。[iii] 宪法原则的价值是多元的，不同的原则之间也存在着价值冲突，但核心价值是统一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实际上凝聚着一国的基本价值共识。然而，众所周知，法院的地方化与行政化一直是我国司法体制发展的一大顽疾，而且被认为是妨碍法院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的主要根源。
[xi][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237页，239页。现行宪法在第125条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其中未明文提及裁判文书的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则意味着法官的法律论理不仅要接受案件当事人的评判，还要接受整个法律共同体的检验，以及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并最终受到人民的监督。
[vi]完整的人物事例汇总可参见李甲孚：《古代法官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viii]1949年的《共同纲领》在第17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
该条第2款更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就审判机关而言，其履职的方式——适用法律以解决具体争议——就是维护法制统一与尊严的最直接、最普遍的方式。[x]刘作翔：《关于司法权和司法体制的宪法修改意见》，载《法学》2013年第5期。
因为在三大诉讼中，行政诉讼受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原因影响最为重要。根据《立法法》第9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审查或合法性审查，而后者必须启动相应的审查程序，理论上有可能导致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修改或被撤销。对此，学者们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因此，作为理念的国家宪法的指导思想是抽象和笼统的，原则次之，规则是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更具操作性。
在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宪法原则的情况下，部门法，特别是行政法规不宜规定宪法原则。宪法原则是价值与规范的统一体，它不必都以法律条款的形式来表现，因此其操作性和强制力相对要弱。
当然，司法的运作有其专业性与特殊性，不应当简单重复或直接表述国家指导思想或者价值。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取消了审判独立原则，理由是审判独立是资产阶级的观点，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搞什么审判独立，[ix]这实际上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完全政治化，法院只履行政治性功能，无法独立作出专业性的判断。
因此，应当考虑在当前的《预算法》修正过程中，单独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预算问题，通过财政预算的独立促进审判独立。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分设于地方的国家的审判机关，所行使的是统一的审判权的一部分。
